一直把汪曾祺当作某个衡量标准。看得懂的和看不懂的，欣赏他的和欣赏不了他的。当然，这个分类并不影响我对一个人的感情。我的未来老公也不一定非要看得懂他的文章。只要他们精神上有共通点就好。比如对生活和小人物的爱。其他只是一个人的补全成分，造就了每个个体，在同样人性的基础上。
要回国了，事也烦。找房子搬行李等注册搞SNCF结束这里的caf银行警察局资料。啊，都要在下周五天里搞完。担心。
晚上上厕所时拿起马桶水槽上的汪曾祺散文选，随手翻到一页，是篇名为《继母》的随笔。开头提到林则徐的女儿嫁沈葆桢，病笃，自知不治，写了一副对联留给丈夫和女儿：
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若他年重结丝罗，莫对生妻谈死妇。
汝从严父戒哉。小妮子终当有母。倘异日得蒙抚养，须知继母即亲娘。
后有汪回忆起的一部与后娘有关的评剧小戏《鞭打芦花》。剧的大意是闵子骞的后娘对其刻薄，给他缝芦花填的棉袄而厚待自己的两个儿子。其父知后怒，欲休妻，闵子骞跪在雪地上求情，说了一句话：
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
再说到继母难当，继而探讨到与怎样做继母相通的问题，该怎样做人。我们的伦理道德该怎样取得。
最后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如果一个时代没有道德支柱，只剩下赤裸裸的自私和无情，将是极其可怕的事。
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一个时期，无有例外。对于今天我们的时代，它的最坏处也许就在道德支柱的崩塌。
相信每个尚存头脑的中国人都会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伦理正在沦丧的时代。人类公认的美德正在一丝丝从饱受现实压迫的中国青年身上消失。也许他们有意也许是无意，其最可怕之处在于这已变成一个社会现象，由不得个体挣扎。
有人说，我们的民族整体素质和道德观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摧毁，以后再也没能恢复过来。今天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遗祸。
这个想法的对错偏激程度我们无从得知。不可否认，那个十年，毁掉的不仅仅是一批当时的人才，更是当年正处于建立人生观世界观阶段的青少年们。甚至可以说对于已经成熟的老一辈来说，文革也许只是一个考验，一个锻炼了他们意志的残酷的游戏，而对于那些还没有认知能力的青少年也是我们如今社会的中流砥柱们来说，theirmindshadbeenseriouslydamaged(想到了我一度想找她拼命的李少红导演，李阿姨，我不怪你被那个时代撞了脑子，就算红楼梦在你脑子里是本坏书，是封资修遗毒，你犯得着这么多年以后还要翻出来把她糟蹋一番你才心满意足么，你个脑袋被门夹了的，你快去找琼瑶阿姨玩去好吗，拍拍她的剧本，皆大欢喜。何苦来在今天的九零后小弟弟小妹妹们本就不发达的认知能力上再踹上一脚呢！)，而这样的我们的上一辈，对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noonecantell.
也许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缓慢版本的时代。Theworseiswehaven'tanymorefaith.我们丧失了道德，也没有了信仰，剩下的只是生存。在一个狭小阴暗的生活空间里的生活。唯一还清醒着的还有抗争意识的青年大多也只能在网络这个相对宽松的平台上活跃着并被敏感词着。没有了主流社会的支持，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有言说，一个民族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她的人才大量流失。已至“大量”，就不是因为这个民族贫穷或战乱等客观原因了，爱国之士不乏其人，一个民族，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没有了道德与信仰。华罗庚五零年毅然放弃优异待遇回国时，发表热情洋溢的爱国宣言：“良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为了扶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而十年后，他黯然对夫人说：“我想自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知道这句话还有没有印在今天的语文课本上，就算印着，又有几个中学生能看到心里去。而“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感怒”，又有几人体会到其怒。
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好人不得生存，明理之士人人只求自保，无理之人日日唯思寻乐的社会，汪曾祺的担忧不知几时便会得到验证。
好在他已经看不到那一天了。经历了那个荒谬而血腥的十年之疮，再经历一个缓慢腐烂流脓发臭的时代，我可不想我的汪爷爷受此折磨。他的心，就好像他自己说过的，是脆的。咦，这不就是我爸常用来形容我的一句话，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你坏透了你。
说真的，老汪同志，我很想你。
汪曾祺何许人也？似有耳闻。语文老师推荐的。理由？文风质朴，文笔清淡，值得好作空话、大话的“我”品味。
借来汪曾祺的散文集，略翻了翻。文章的确富有生活气息，只是，味道似乎不浓。
……
我只道把汪的文章搁置了下来。只是那夜，心情焦躁，疲乏不堪，我信手拿来汪的散文集，随意翻至了《西山客话》。读着读着，眉头不再紧锁，嘴里也不再抱怨了。完全被朴实文字里所描绘的迷人景致吸引住了——“山前有一片杏树，约有干株。一千棵杏树，都开了花，那可是很壮观了。远望一片浅红的海，如云蒸霞蔚，使人目眩神移。”“弄楼一侧有一棵玉兰。八大处只此一棵，据说是明代所植，高与楼齐，开花时瓣如玉片，蕊似黄鹅，一树光明。”……
原来质朴如是的文字可以描绘出如此绚烂的画面，原来用我们的双眼可以发现如此光彩的美景。
看！汪老这样写——“西山多隐士，绝世遗名，只求执守真我。在八大处山庄怡居或小憩，做一个闲人，晨起拾级登山，暮看夕鸟投林，春花秋月，兴衰荣辱，存乎一心，然则‘清冷之状与目谋，营营之声与身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淡泊宁静，心止如泓，非但抛却都市繁嚣陆离，更能忘象见性，俨然小隐于野。”
这就是汪老的人生哲学——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我恍然大悟，沉静的心也似那寂静的夜一般清澈悠远。
自那以后，我开始乐于读汪老的散文。与老人家一起品味生活，品味心情。
汪老定是个吃客，我暗想，坏笑。你看他那不滞于形的文字竟能让人垂涎欲滴。且看《豆腐》一文中——“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
家常菜，家常文章，家常情调。
汪老用无华的文字回忆着一位位故人，却又那么形象而生动地呈现出富有个性的人物。看他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中有这么一段——“赵树理同志担任《说说唱唱》的副主编，不是挂一个名，他每期都亲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快该发稿的日期，还没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经过初、二审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点的，就丢在一边，弄得满室狼藉。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即交编辑部发出。他把这种编辑方法叫做‘绝处逢生法’。”
人物形象，贵在形似又神似。就在这样的文字中，我除了喜欢赵树理先生，也就更喜欢汪曾祺先生了。
……
汪老的散文大多如此风格，以平淡致远见长。
我想，汪老散文中的味道，浓起来了。
有人会说，家常文章，不值玩味。但我想，汪老的散文值得我们学习的恰是以下两点：其一，文字不求矫揉造作，文风平易近人，一扫靡艳之风。其二，无论作文，还是做人，都要常葆乐观从容之心态，能懂得以包容之心话“家常人生”。
这，就是我眼中的汪曾祺与他的“家常文章”啊。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夏天》
如此平淡质朴，如话家常的文笔有几人写得如此惬意？惟恐只有汪曾祺能做到了。品读汪曾祺的散文，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马筋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似乎看到了葡萄藤老爷般呆在架子上。
这便是汪曾祺的散文所带来的感觉享受。读汪曾祺的散文处处可见这样的文笔，行文中透着淡泊宁静，即使人生的酸甜苦辣也能被他写出不同的韵味。
如自1938年9月，日军飞机濒临昆明进行空袭，狂轰乱炸，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亦有被炸毁的，造成人员伤亡。汪曾祺正在西南联大学习，当时师从沈从文，后来写得小说受其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西南联大当时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著名教授和专家学者，如对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颇有研究的陈寅恪，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朱子清，以及各有专长的闻一多、钱钟书、沈从文、柳无忌、叶公超、吴晗、钱穆、钱端升、张奚若、费孝通、罗隆基、潘光旦、贺麟、陈岱孙、王力、吴宓、闻家驷等。在很多名人的回忆录中，这段时间是惨淡动荡的。然而在汪曾祺关于这段时间回忆的散文中，却透着生活的情趣。如《跑警报》：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既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揳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的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
在极度动荡恐慌中，居然能感受到松脂气味、阳光、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这让我感叹汪的心境何其淡定。
汪曾祺经历过人生的大波大浪。文革中，汪曾祺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正因为有这份超然，他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理解了。他是唯一敢于在江青面前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其中脍炙人口的“人一走，茶便凉。”便出自汪曾祺之手。汪曾祺渊博多识，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我对于汪曾祺的了解，始于读他的一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其中：“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这话让我深受触动，父子之间能做到这样少见。这让我对汪曾祺的文章有了兴趣，于是到书店去搜寻，遗憾而归。只好在网上断断续续的看。学校读书协会买了一批书，其中便有《汪曾祺散文集》，书拿到手中，如获珍宝，细读之后，忍不住想写感想。没有想到，动手写时，却顿顿卡卡总是词不达意，意犹未尽。看到极美的风景时，我们总是会感叹词汇的缺乏，似乎任何词语也表达不出此时的美。读到一本好书，也是这样的感受：任何评价都是多余的，任何词语都不能精确表达自己读后的感受。
微尘见世界，我只能这样说。